孩子愛告狀也算是霸凌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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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愛告狀也算是霸凌嗎?

我看準了綠燈又無車,大喊「一二叄過馬路」,果然所有孩子都迅速無比地過了馬路。接下來我就一直用這招來過馬路,都平安順利,直到快到合作社的一個路口,阿米跑着就跌倒了,阿果跟在後面也絆了一跤。

阿果小摔,阿米大摔,我抱着阿米過了馬路,幫他察看傷勢。還在安撫着阿米的心情,幾個孩子就跑來告狀:「阿果笑阿米跌倒!」

「當時大家在玩,過馬路時大家都在笑,並不是只有阿果在笑啊。」我說出我看見的事情。

「可是他還學阿米跌倒!」幾個孩子指證歷歷。

我轉頭看阿果,他躲進阿虎的懷裡,眼框泛着淚。

「阿果是真的跌倒吧。」雖然我是這樣說,但我也覺得如果阿果覺得阿米是故意跌倒的,那他也有可能是在模仿阿米。不過,雖然兩者都是模仿,但在跌倒的意義上來說,我可以確定阿果必然沒有打算透過模仿來嘲笑阿米跌倒。

「可是我覺得阿果就是在笑阿米跌倒啊!」孩子們仍然相信自己所理解的。

我反問他們:「你們覺得阿果是這種人嗎?你們曾經見過阿果嘲笑過別人跌倒嗎?」

這麼一問,有的孩子就散去了,有的孩子仔細想來,坦率地說:「我沒有見過。」

我過去不曾細想過,爲何臺灣人總是擅長事後說嘴或是偷偷錄影放上網路,卻不常會在事發的當時提出來跟當事人溝通。今天突然發現,這不就是教育場域的告狀機制嗎?孩子們遭遇一件不義之事,所會的唯一方法就是找拳頭大的人出來「判定」。

而大多數告狀的訴求並不是溝通、理解或協商,而是要由一個不在場的有權者根據「口白」或「線索」來讓「被告」付出代價。爲了得到有權者的認可或贊同,塬告或被告都得要忘記自己或事件本來的樣貌,動用各種能力來修改記憶、填補口白、捏造證據,以得到勝訴或避免責罰。

在這樣的機制之下,我們或許永遠都不會知道小小的阿果當時究竟在想什麼了,因爲如果他想要被當成一個夠好的人,無論當時有沒有在學阿米跌倒,都不能承認了。

在這樣的機制之下,我們或許永遠都不會知道,我們錯過了哪些讓孩子理解自己、理解世界的機會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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