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育之累：到底是什麼限制了中國人的生育力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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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籍、就業、醫療、教育、養老等各個與生育相關的領域改革不徹底，市場配置資源難以起基礎作用，經濟增長乏力、社會結構失衡是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。

戶籍、就業、醫療、教育、養老等各個與生育相關的領域改革不徹底，市場配置資源難以起基礎作用，經濟增長乏力、社會結構失衡是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。

20多年後，中國生育率低迷的事實終於得以直面。

2016年初計劃生育政策鬆綁，全面放開二孩。原國家衛生計劃委的估計是，每年平均將比上年多生育人口300萬，截至2050年，15歲以上的勞動年齡人口將淨增3000多萬。

但現實情況是，當年新增人口1786萬人，只比上年多了131萬人，遠低於預期；2017年則掉頭向下，新增人口1723萬人，比上年還減少了63萬人。一個新變化是，新增人口中二胎佔比超過一半，達到51.2%，一胎新增數量則減少了276萬。不僅二胎數量難以帶動人口增長，人們連一胎的生育意願也不甚強烈。

9月，新成立的國家衛生和健康委員會公佈三定方案，三個與計劃生育有關的司都被撤銷，似乎預示着計劃生育政策可能全面終結。

中國低生育率持續了近30年，社會與經濟結構的失衡，造成“生育總精力”持續短缺，改變認知方式和持續推進與生育有關的戶籍、就業、教育、醫療、養老的全面改革，才能正面促進人們生育的信心。

（北京一家高端婦產醫院內，醫護人員正在照護一名新生兒。圖/視覺中國）

婚配的窘境

七夕之前，河北滄州市某縣地稅局29歲的公務員尹成又失戀了。

這是他第三任女友，鄰縣的公務員，經人介紹兩人相處了半年後，雙方家庭開始謀劃他們的婚姻大事，談判幾輪後卻崩了。這是一場典型的“縣城式”分手，婚禮籌備被放棄，戀人成了熟人，再見如賓，沒有什麼特別的波瀾。

尹成在該縣的農村出生、長大，父親做過村主任和支書。他讀完大學考取了公務員，在職期間又讀了研究生，父親早早在縣城裏買了一套房子。尹成這次分手的女友是獨生女，女方家裏要求訂婚當天要帶上20萬元現金彩禮，還要在鄰縣再買一套房子，方便未來就近照顧岳父母。尹成月工資不到4000元，家裏也沒有能力爲他購置另一套房產。

在縣水利局工作的劉輝對朋友尹成的分手不覺得可惜，縣城裏一套房子動輒七八十萬元，女方再要一套房子過分了。“彩禮嘛，農村和縣城一樣，男方出個18萬、20萬元，家庭條件不好的女方可能會留下幾萬塊，一般是把這些錢給女兒支配，比如買臺汽車和嫁妝。”劉輝說。

這兩年一直在村裏掛職參與扶貧工作的劉輝說：“先別說生孩子，現在25歲左右結不了婚的小夥子，在哪個村裏沒有一二十個？”唐山農村的一名樂隊老闆劉慶林對《財經》記者表示，當地婚姻成本也是如此，一套縣城的房子加彩禮也要100萬元左右。劉慶林的樂隊專爲農村婚嫁葬禮演出。

費孝通1938年在著作《江村經濟》中就指出，彩禮是男方家庭對女方家庭因婚配喪失勞動力的一種補償，女方家庭又通過嫁妝的形式，將資源注入新家庭。隨着經濟發展和資產豐富，如今在彩禮之外，男方爲新家庭購置車輛和房產，擴大了“彩禮”這一資源代際傳遞的內涵。

在尹成和劉輝所在的縣，婚配成本過高有多種因素：既有擇偶及分配範圍受限，女孩外出打工較多等客觀原因，也有計劃生育導致當地男女比例失調，以及女性權利缺失等主觀原因。

根據河北省統計局公佈的數字，2016年該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.19萬元，據此估算，一個擁有3個勞動力且有男孩的農村家庭，爲結婚配置20萬元彩禮需5.6年，再加一棟縣城的房子需要28年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全國婦聯原副主席崔鬱在今年全國“兩會”上曾表示，有30.4%的女性在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上，和80.2%的女性在宅基地使用權證上，沒有登記姓名。無論是分配還是繼承，在土地和房產等重要家庭資產方面，農村女性都處於非常顯著的不利地位。

女方在未來養育孩子中也將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，因此也更有動力以彩禮和房產的形式，在新家庭佔有一席之地，彩禮價格的提升，又反過來形成男性婚配的障礙。

“生育總精力”是圍繞組建新家庭和生養孩子展開的，資產、時間、勞動力與親情等不可或缺要素的混合配置，在農村家庭總體收入有限的情況下，“生育總精力”成本的提升，讓它愈發呈現出稀缺的狀態。

婚配的窘境是延遲婚育的重要前置條件，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研究員鍾曉慧對《財經》記者介紹，1990年至2017年，全國平均初婚年齡從21.4歲提高到25.7歲，平均初育年齡從23.4歲推遲至26.8歲。

一直以來，農村及流動人口“超生游擊隊“的形象深入人心，他們普遍被認爲是對生育率貢獻最大的羣體，實際的情況則恰恰相反。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、社會學系教授郭志剛對《財經》記者介紹，農村是2005年之後生育率下降最大的區域，流動人口的生育率也大大低於全國總體生育水平。

清貧限制了生育力

七夕那天，佳文本來的計劃是下班和老公一起吃個飯，或者再看個電影，但她下班已經是晚上7點多了，丈夫進家門的時間是23點58分。

佳文來自河南，和丈夫2014在北京結婚，他們都是典型的縣城少年，讀完大學在北京闖蕩，當時婆家出了10萬元，佳文家掏了30萬元，加上兩人的積蓄，貸款110萬元買了房子。老公很要強，起早貪黑地工作，三年後把岳父出的錢都還上，女兒也出生了。婆婆開始時畏懼到北京來生活，寧願出錢給孫女請個保姆，一年之後，她還是來了。“保姆總不如自家人照顧的更好吧。”佳文說。“這也是我們覺得虧欠婆婆的地方，因爲孩子讓他們兩地分居。”

佳文夫婦都是鐵定不要二胎的工薪族，女兒身上每月約5000元的消費已是負擔不輕，一旦懷孕在公司裏又會被貼各種“標籤”，生育期間工資減少至少一半。“我算是不錯了，產假期間每月還能有2500元，懷孕後我加了不少微信羣，裏面一些媽媽產假都沒有收入，想生二胎的恐怕都不到5%。”佳文說。

也是因爲經歷過迴歸職場的艱難，“北漂”李可和佳文一樣堅決不要二胎。

“幾年前爲了能在北京安居落戶，已經掏空了雙方父母的家底。兒子的日漸長大，幼兒園和各種特長班的花費也讓我們吃不消，還需要還房貸。”李可說。爲了減輕丈夫的壓力和自己順利迴歸職場，李可的公公婆婆從老家來到北京幫忙。四個大人一個孩子，擠在一套兩居室裏。

如果生二胎，就要換房子，車也要換大的，經濟重擔都壓在丈夫一人身上，老人年紀大了，照顧孩子的精力有限，李可自己又要面臨一場“職場斷裂”：“我好不容易熬出來了，肯定不會再入一次坑。”

與農村不同，在都市裏生活的年輕人與原家庭有着較爲清晰的界限，距離不但加劇隔代照顧孩子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成本，在突出着情感鏈接的同時，也隱藏對養老的擔憂。

在縣城和鄉村裏，大家庭向新家庭透支性轉移資源的過程，同樣在都市流動的新中產階層中發生，雙方家庭不僅更有意願出巨資爲下一代買房，也不惜千里迢迢投入勞動力，爲孩子照顧下一代。

鍾曉慧說：我們首先應追問，爲什麼中國父母是這樣的境況？這與養老保障不足有直接關係，父母給成年子女買房、帶孩子，某種程度也是給自己投資一份親情和保障。

在城市裏買房實際也主要是男方及其父母的責任，這既是女性權利缺失的原因，也是結果——同農村一樣，城市女性在家庭和生育的付出，同樣要求與之平衡的房產以及它所確認的婚姻與生活穩定性——這種不平衡也會延伸到作爲獨生子女的女方家長的養老問題。

從結婚到生育，從農村走向縣城再到都市，在過去的40年裏，這是兩條互相糾纏的路線，一代人的運行軌跡，都爲下一代的未來打下基礎，成本也隨着這種流動越來越高。

在佳文和李可這裏，一代家庭的資源已經遠遠不足，不得不將兩代家庭的“生育總精力”緊密綁定在一起。

子宮保衛戰

文思在和《財經》記者聊了4個小時後趕回家，丈夫、保姆帶着哭得眼睛通紅的小女兒在電梯口列隊迎接。

文思32歲，是3個女兒的媽媽。每天晚上睡覺時，只有大女兒肯安穩的躺在牀上，丈夫和她各自在客廳和臥室裏捉住盡力掙扎的“一隻”，交換幽怨的眼神：生這麼多，都怪你。

同樣是“北漂”，文思是少數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，突破“生育總精力”稀缺狀態的媽媽。重點師範類大學畢業，結婚前曾是教育培訓機構的老師。雖然自己是高考的受益者，也從事教育工作，但她不想孩子再走這條路。

文思說，這樣的教育體系成本高昂，回報卻有限——以透支孩子學習興趣和動力爲代價，通過各類打分體系的篩選，最終只能勉勵維持父母已經完成的城市化遷徙和階層提升。

《北京遇上西雅圖》開拍的2012年，文思動用家庭的部分資源，赴美國生產大女兒，一年後的春天，那部上映48天的電影以5.2億元的票房刷新了當時的國產愛情片記錄。同樣讓人們感興趣的是，衆多像文思這樣赴海外生子的媽媽們所鋪陳開來的故事背景。

一年半後，文思發現自己再次懷孕時已經12周，她和丈夫決定生下孩子。根本不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的“意外”讓她也沒有多少選擇，文思陸續在美國生下二女兒和小女兒。

他們的決定受到了父母的極力反對，在上代人心中，計劃生育思想根深蒂固，“他們都是知識分子，在國企工作，堅定地認爲多生孩子是農村婦女愚昧落後的表現。”文思說。

文思的父親甚至給女婿打電話，希望他能以丈夫的身份阻止文思，丈夫的支持讓她感到欣慰：“子宮是她的，我憑什麼阻止？再說，我們有什麼權利決定一條生命的去留？”

儘管家庭條件算寬裕，3個孩子的養育壓力也是實際存在的，丈夫也因此辭職回家和文思搭檔帶娃。文思和丈夫“保衛子宮”的行動，並非情緒之舉，它還觸發了一個讓別人看來很意外的結果——成爲文思創業的動力。

2015年，當時還是文思自己在家照看兩個女兒，她一週三次親自去北京新發地市場爲孩子們選購食材，鄰居和朋友也找她代購，作爲感謝往往會多付一些錢。文思發現，一週下來代購的盈餘已足以支付家裏的所有食物開銷。

這是一樁不錯的生意，她嘗試擴大規模，除了零散銷售也爲一些超市和餐館提供果蔬生鮮。爲了應對不斷擴展的業務，她在新發地租了一間冷庫，每天凌晨三四點她都要趕到新發地，親自挑選和進貨，安排工人包裝入庫再發貨，一直到早上九點多。

在生育這個問題上，文思的角度是“完整的女性權利”，圍繞在女性身上的認知乃至偏見和歧視，都在加重她們的生育負擔，家庭、職場與財產也都是它們發生的場域。

文思以媽媽的身份開始創業，不但理解了女性揹負生育與職業的雙重艱難，也理解了企業主“左右爲難”的局面：“男性員工不論是否有孩子，都會是一個完整的勞動力，如果女性員工有了孩子，那實際上只能算半個勞動力。”

社會輿論和傳統觀念同樣對已育女性帶來壓力。讓文思憤憤不平的是，丈夫抱着女兒出門散步十分鐘都能獲得小區居民的一致讚賞，她抱着女兒出門只會被誇獎“命好”，有一個願意帶孩子的老公。

“爲什麼要求女性能顧家還得工作，都要是‘超人媽媽’，丈夫只要不吸毒不嫖娼不家暴就是好丈夫了？”

文思總結，她身邊的多子女家庭大多具備三個特點，首先是夫妻雙方父母家庭能夠給予“錦上添花”的支持，至少不增加新家庭的養老負擔。文思的父母曾是央企職工，婆婆是醫院返聘的醫生，長輩們身體健康且擁有穩定的退休保障。其次是多子女家庭中丈夫都樂於參與到育兒之中。更重要的一點是，夫妻雙方至少一方擁有自己的公司，“生意可能沒有以前好做，但是底子還在、家裏沒有經濟壓力” 。這意味着更加豐裕的收入，能夠爲“生育總精力”持續輸入資源。

對城市職場女性來說，工作與養育孩子之間的矛盾，是她們身上的主要負擔。要想城市女性的釋放生育信心，在鍾曉慧看來，公共政策及資源供給方面，存在兩個層面的缺失。

一個層面是政府，托幼（0-3歲）普惠型的服務體系處於稀缺狀態，市場的托幼服務價格非常高昂，因此需要個人和家庭投入很大經濟、人力、時間等成本。此外，社區互助也是目前國內沒有開發的托幼保障資源。“我幾乎沒有聽過在中國哪個城市裏的社區，父母之間互相幫忙帶孩子成爲一個常規做法，但在韓國和英國是有這樣的志願互助組織，也有規模不大但是成形的社會組織提供育兒協助服務。”鍾曉慧說。

另一個層面是育齡女性在勞動力市場就業和晉升時受到歧視，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之後情況更嚴重。

鍾曉慧認爲可以從三個方向探索。首先是補償企業用工成本，比如政府制定減稅、補貼措施，協助建立短期頂替輪崗制度等。“讓企業完全承擔責任，甚至譴責其不道德、不負責任的歧視女性並無助於解決問題。”其次是通過建立父親產假等激勵措施，鼓勵男性更多投入到家務勞動和兒童照顧之中，而不僅僅只是往家裏交錢的角色。

第三是全社會承認女性在家務勞動和育兒付出的價值，爲女性提供切實法律保護和福利支持。比方，對有養育孩子壓力的母親發放兒童津貼、減免稅費，爲女性重返職場提供各項支持、切實保證女性的就業機會等，對家庭付出的女性能夠獲得補償和幫助。

“當然還有其他思路，就是孩子的撫養及教育國家全包了，完全不需要夫妻來管。這只是理想狀態，並不現實。”鍾曉慧說。

相信媽媽們，相信生育力

20多年來，中國總和生育率一直是個“神祕”數字。

總和生育率是指該某國家或地區，婦女在育齡期間平均的生育子女數數量，2.1是公認的平衡指標，也就是說生育率保持在2.1，此族羣的總人口將在一段時期內不會出現明顯的增減波動。

1980年9月25日，中共中央向全體共產黨員、共青團員發出號召：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。這份文件被認爲是綿延近4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的起始。

郭志剛介紹說，上個世紀60到70年代，全國總和生育率在5到6之間，1982年的全國人口普查顯示，生育率已經降至2點多。1992年全國計劃生育委員會做過一次人口調查，但沒有公佈生育率。

“我在一篇抽樣調查文章中看到，實測生育率只有1.5多一點。當時沒有人相信這個數字，如果不出現重大災害或者社會變動，生育率突然降低這麼多，大家更願意相信數據有誤。”就這樣，第一次生育率“塌陷”的信號被忽略掉了，郭志剛說。

從此之後，生育率就進入了長達20多年的“統計怪圈”。

從1995年開始，歷次的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從1.46一路下降到1.047，但最終都被修正爲官方統一發布的水平，先是十幾年不變的1.8，後來降到1.7，目前說是1.6。

“2007年的國家級人口發展戰略研究曾宣稱：未來30年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.8的水平最好。其實，這個1.8沒有任何理論或者數據證明是最優生育率。只是在對現實生育率的不同判斷裏取了個‘中庸’的估計，1.5太低，2.1又無法實現計劃生育的目標。”郭志剛說。“儘管我們早已進入低生育水平時期，但是政策仍聚焦人口控制，嚴重高估生育率，對低生育率的人口風險認識不足。”

2009年前後，彼時的計生主管部門曾謀劃要放開“單獨二胎”，後來又偃旗息鼓了。直到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力推深化改革， 2013年11月才正式公佈放開“單獨二孩”。

據郭志剛透露，在計生部門召開的會議中，一些人口專家強烈建議儘快全面放開計劃生育政策，在中央的及時推動下，這才進入了“全面二孩”的第二步調整。

在郭志剛看來，發達國家的經歷表明，生育率會隨着社會經濟發展而下降。中國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的目標已經完成，現在面對嚴峻的少子老齡化挑戰，所以應立即全面放開生育限制。即使如此，生育率也很難回到2.1的世代更替水平，甚至連那個被認爲適度的1.8生育率也很難真的保得住。

作爲1979年參加過全國人口理論討論會，連任原國家計生委人口專家委員會6屆專家委員的資深人口專家，上海社科院研究員樑中堂對《財經》記者表示：計劃生育政策有兩個認知背景，一是農業社會耕地和生產率提高有限的背景下，人口將成爲負擔，二是計劃經濟思維的延伸，認爲人口是一種可被管控和分配的生產要素。

樑中堂認爲，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，這兩種固有的思維早就失去了它的立足點，首先是農業社會向工業化過渡過程中，生產率作爲推動經濟的關鍵要素已實現幾何級數增長，其次是實踐也已證明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更高效的方式。

現實已在變化，政策卻沒有及時調整。

尹成、佳文、李可和文思的經歷則是當下的“隱喻”：資源有限的條件下，即使兩代“生育總精力”綁定在一起，僅憑工薪階層的收入，婚配和生養一胎都已捉襟見肘，文思卻可以憑藉自己的創新和生產率的提高，生產和養育三個孩子。

郭志剛和樑中堂都明確反對諸如“生育基金”等鼓勵生育的建議，在樑中堂看來，這樣的政策與其說是鼓勵，不如說是另一種形式的強制：“你現在說是鼓勵，一旦進入政府工作體系，推行不下去怎麼辦？一定變成強制。”

樑中堂認爲，生育率的高低是社會和經濟結構的結果而不是原因，社會和經濟的發展，農業向工業的轉型，必然伴隨着人口大規模流動和城市化率迅速提升，只有人們在此過程中不斷提高收入、民生有基礎保障，對未來生活有穩定的預期，才能對生育率有正面影響。

在他看來，戶籍、就業、醫療、教育、養老等各個與生育相關的領域改革不徹底，農民或者後代進城可以務工、上學、就業，卻無法順利安居轉化成市民，市場配置資源難以起基礎作用，經濟增長乏力、社會結構失衡是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。